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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到上海务工的深圳骑手:被中介骗同伴感染,在车站倒卖物资

    2022-05-12 00:05:43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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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整个四月糟糕透顶,易强说。

    他34岁,原本是深圳的一名外卖骑手,3月刚经历过封城——为了继续挣钱,他带着一顶粉色帐篷,在深圳的各处桥洞睡了好几天。4月初,城市恢复正常,但他发现,因为失业,或封控解除,跑来送外卖的人越来越多,他的收入比3月少了近一半。

    易强是那种对挣钱有强烈渴望的人。他每天工作十多个小时,几乎从不给自己放假。他看不上一些态度散漫的骑手,比如一位骑手一天只送了20来单,空闲的时间更愿意看看月亮拍拍花,他特别严肃地说,“这个工作又不是来享受的。我对自己要求高,看不得那种混家子。”

    总之,挣更多的钱几乎是他人生的唯一驱动力。因此,当易强在各种短视频平台看到上海招募方舱防疫人员,工资2000元一天,他心动了。他加了好几个中介群,不断有人说“我拿到钱了”,还有人在群里发工资截图,2000元的到账通知,每天晚上都有,“我们就信了。”

    他花600元买了一张深圳到上海的高铁票,每天只有一列。全部行李是几身换洗衣服、充电宝、干粮、帐篷,还有一套黄色外卖服。车厢空荡,几乎没有乘客。

    在易强坐上高铁时,许多和他一样的人看到方舱招募,从东莞、杭州、厦门等地出发。比如39岁的单亲妈妈孟伟,原来在东莞和深圳的交界地带开滴滴,今年开始,两地疫情此起彼伏,她的收入大幅缩减。为了给10岁的女儿挣学杂费和生活费,她把女儿托付给东莞的邻居,坐上了前往上海的高铁。还有一位50来岁的农民工,在这个年纪没有更好的选择,也坐上了高铁。大家在车上互留了联系方式,想着万一出问题还能互相转告。但“一个国际大都市,能出什么问题?”

    4月15日晚10点半,高铁抵达上海虹桥站。易强和几个同伴联系中介——一个只知道手机号,姓名、年龄、样貌统统不详的陌生人。中介在电话里说,时间太晚了,凑合一下,明天再找车来接。

    他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打车进城的价格太昂贵,特殊时期,几公里可能就得花掉几百块。离开车站意味着没有任何可投宿的地方,露宿街头是小事,但手机和充电宝都将失去电源。车站里已经睡了许多人,一大半也是被“方舱招募”吸引来的,却没有工作,没挣到钱,也没法回家乡了,有人干脆睡进了行李安检机,好歹能遮光,反正也没有乘客。

    那个晚上,易强忽然醒悟过来,他好像把这趟务工之旅想得太简单了。从下高铁的那一瞬间起,个人命运似乎完全不由自己掌控。他只能边搭帐篷边自我安慰,“总会有工作的。”

    第二天下午5点,三辆贴着通行证的大巴才开到车站,一口气接上了120多个人。27岁的小吴曾给另一位中介转了500元介绍费,那人转头就联系不上了,他只能跟着上了大巴,但这次总算见着了中介——一个矮个子,衣着普通,但自信、“有手段”的35岁女人。

    大家喊她韦小姐。易强形容,如果是在一家公司,韦小姐肯定是负责管理的那类人:第一次见面,点完名,韦小姐挥舞着手臂,特严肃地说:“你们来晚了,2000元一天的工作已经没有了。”她停了几秒,人群爆发出恐慌和混乱嘈杂的议论声,她紧跟着抛出其他选择:800元一天的工作,负责在外舱搬运物资;1000元一天的,得在内舱收拾垃圾,会接触到阳性患者。两份工作都需要每天连上12个小时。

    “来都来了,总比什么都没有强对不对?”易强说,大部分人接受了腰斩的工价。也有10来个人觉得被骗了,骂了几句脏话,选择离开。

    韦小姐不在意,给剩下的人安排了住处。徐汇区万科中心里几个还是水泥地的大房间,21个人睡一间,不分男女,每人一张简易行军床,连床被子也没有。易强太累了,倒头就睡,满心期待着一觉醒来就到了方舱,干活拿钱。

    但生活不像外卖系统里规划严密的路线图,它总出现意外。深夜12点,晚睡的人们看到两个穿西装的男人走进来,机械地发布指令:所有人即刻收拾行李集合。被惊醒的易强睡意惺忪,一看手机,韦小姐在群里不断地发同一条通知:因为疫情变化导致这个地方不能住了,医院给每人补助300元。请尽快到一楼集合。

    所有人慌慌张张地抓了充电宝、洗漱用品就往包里塞。到了一楼,韦小姐宣布,“白天的核酸检测出了三个‘阳’,原来联系好的方舱医院不要你们了,全部退回。“人群一下炸开了锅,有人问,其余人和他们同吃同住了一天,是否也需要被拉走隔离?

    韦小姐回答,“大楼已经封闭,物业要进行消杀。”但其余人既没被转移,也没被隔离。易强后来分析:“我们这一批人都是她拉过去的,还没进方舱,全部都要隔离,她也拿不到中介费。”

    当晚,所有人在大巴车上将就了一晚,又熬了个白天,没吃没喝。到达上海的第三个晚上,4月17日晚8点左右,几经波折,易强和其他计划到方舱工作挣钱的工友最终抵达了目的地——上海国际会展中心方舱医院。

    到达上海第一晚,滞留火车站的人们。讲述者供图

    「鱿鱼游戏」

    易强清楚地记得,从车站拉来的120多个人还剩下81个人——因为韦小姐宣布了一条新规则:所有人分成小队行动,10人一个小队。

    韦小姐先是警告,“你们要保护好自己小队的人,一个小队的安全是非常重要的,有一个感染,剩下9个人都会被换掉。”又示好:“你们是来挣钱的,我也是来挣钱的,目的是一样的。”大家被说得一愣一愣的,自发分起小队来。

    结伴到上海的几个人自然而然地先凑到了一起,为数不多的几个女人也很快组成了一支小队。和易强一起到上海的有位女骑手,小队里其他人不愿意带上她。易强解释,“我们队9个男的,一个女的。如果我们10个人都是男的,那可能就住一间房或者两间房。但有一个女的,她一定得跟别人住,我们生活和工作的路线就多了一个女宿舍,多了一份风险。”最后,还是易强和另一位骑手坚持,说三人是一起到上海的,不能在这个时候抛下伙伴。

    所有人都在考虑将风险降至最低,像是在参与一场现实版的“鱿鱼游戏”。

    但81人最终还是多出来一个人。易强记得,落单的是个中年女人,看起来有点内向,因此最开始没能进入任何一支小队。她看到易强的小队有一位女性,尝试着加入,却遭到了所有人拒绝。易强强调:“如果我们有11个人,我们的风险会多增加一个,没人愿意。”

    中年女人最后被韦小姐安排进另一支队伍。具体是哪支小队,易强没留意,“这就不关我们的事了。”单亲妈妈孟伟也没留意。谁在意呢,明天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。

    第二天早上9点多,老板也出现了,姓顾,50来岁,头发白了又染黑,看起来许久没打理过,发根又冒出一些白色痕迹。他喊了几个工人,让他们搬动方舱外的围挡。指挥了一会儿,他开着车走了。上海之旅似乎总算走上了正轨。

    但事情隐隐有些不对劲。比如他们一直没签劳动合同,也还是没有宿舍——韦小姐让他们在旁边的高架桥下凑合一晚;再比如,搬动围挡的工作最多只需要几个人。到了中午11点多,饥饿又触发了更深的怒气,所有人都在问:工作在哪里?宿舍在哪里?食物又在哪里?

    有胆大的人冒领了方舱防疫人员的盒饭,但后来,大家知道这些防疫人员是上一轮在方舱工作的人,有人检测出阳性,被拉走,剩下的人就待在方舱外围就地隔离,等待下一波人顶上他们的岗位。易强想起来还有些后怕,“后面就不敢拿他们的饭了,我们当时还进他们房间拉插线板充电。”

    唯一的办法是只能再找韦小姐。

    在上海晃荡了四天,一份工作没见着的人群围住了她。韦小姐看起来已经完全失去了管理能力,她拨出无数个电话,打了110,最终红着眼睛坐在地上,语气恳切:“我也没办法了,我已经被我老板抛弃了。”

    她的样子看起来比所有人都要惨淡,连续四天没洗漱,随身携带的行李更少,只有那个挎在胸前的黑色小包。但没人同情她,39岁的单亲妈妈孟伟更是气急,她离开女儿到了上海,最开始在车站滞留了好几天,如今又被这该死的中介耍着玩,她揪住韦小姐的领子,“啪啪”给了她几个耳光。

    到处闹哄哄的,没人知道该怎么办。有人报了警,在警察的施压下,韦小姐在电话里谎称,需要给几个人发工资,喊来了早上的顾老板。

    顾老板一看到乌泱泱的人群,忙展示身份证澄清,“我是江苏的,不是上海人!”

    顾老板说,韦小姐是今天早上找到的他,两人的聊天记录显示,他们在几小时前刚刚加上微信。韦小姐说自己手上有批工人,想请他安排些活。“这女的胆子很大的,什么都没有就敢拉人干活想抽成。”易强评论。

    顾老板表示,自己给韦小姐报的工价是50元一小时,而且他也用不了81个人。他给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,“早上我看到有人干活了,多少人干了,我就给多少人发工资,今天算一天,8小时,400块钱。但你们的劳务关系和我一毛钱关系都没有。”

    所有人都不接受。早上排列好的围挡又被拖过来,堵住了顾老板和他的黑色别克车。一直僵持到晚上,警察说这是劳务纠纷,走了。顾老板整个人蜷在地上,愁容满面地说,他只是承包了这处方舱的板房建设工作,在他上头还有三个老板,三个老板上面可能还有老板。他从别人张开的手指缝里讨点吃的,又能做得了什么主?

    大家中途还友好地交换了几支香烟,但走是不能走的。早上6点,易强惊醒,抬眼一看车子还在,顾老板不见了。易强气笑了,“他车子都不要了,跑了。”

    简陋的住处,一张行军床,没有被子。讲述者供图

    「富贵险中求」

    又是一轮循环,有人打110,有人打12345热线,有人逼着韦小姐打电话喊顾老板出面。这天是4月19日,易强到上海的第五天,天气很好,阳光称得上热烈。所有人被晒得头晕目眩。

    单亲妈妈孟伟还抱着找工作的幻想,和其他人向顾老板提出,“给我们安排宿舍,我们能上班就行了。”顾老板不同意,“我只结算昨天几个人的工钱。找工作去找把你们拉到上海的劳务公司。”

    她在那一刻感到绝望,在上海的几天像是电视剧《开端》里的场景,每到一个关键节点,清零,重新开始:每天一睁眼,和韦小姐周旋,喊老板出面,打110,被大巴车拉过来又扔下,就是进不了方舱。

    僵持不下。最后是顾老板上头的一位李老板出面了:每人给一笔隔离费,做完核酸后,送到车站,各谋出路,整件事到此为止。隔离费争执了几轮,最终定为每人一万元。

    孟伟还想在上海找份工作,毕竟不管回哪,都需要隔离14天,1万元还能剩多少呢?然而没等离开方舱,她先等来了阳性的核酸检测结果。她在隔离群里道歉,生怕李老板就此反悔,取消所有人的隔离费用。过去几天被怒气和怨声包裹的人群第一次平静下来,所有人都在安慰她:“别这样说,你也不愿意”,“不怪你,都是受害者”。一直没能进去的方舱医院,她最终以患者身份进去了。她在电话里忍不住哭了:“这都算什么呀?”

    易强打定了主意回深圳送外卖,并发誓再也不踏足上海。他买了机票,一再被取消。铁路页面更是一片空白。最后只能买上海到杭州的高铁,计划从杭州回深圳。

    所有人做完核酸,被送到车站是4月21日了。有人不死心,跟着下一个中介走了,最后去了小区当防疫保安——群里最新传来的消息是他被感染了,工资没拿到。易强买了4月24日出发的车票,他哪都不想去了,只守在车站,盼着这趟荒诞的行程早日迎来结局。

    但一个致命问题是,车站没有食物。自动贩卖机已经被滞留在车站的人砸开了,所有能吃的东西被抢夺一空,旁边躺着一罐展示用的八宝粥,易强惊喜地捡起来,发现八宝粥生产于2018年。

    饿得实在没办法,易强和另外三个男人组队,四个人步行了5公里多,在深夜的上海找到了一家开了一点门缝的商店。进去一问,可乐6块钱一瓶,矿泉水3块,泡面8块。几个人心思一转,想起车站还有那么多人,这些低价物资完全可以倒手转卖。

    商店老板还给他们指了路,不远处还有一家包子铺在悄悄营业,包子还是日常价格,他们一口气买了150个包子。最后又给了商店老板50块钱,带着一堆泡面、槟榔、自嗨锅、卤蛋,坐着老板的车回到了车站。

    四个人转手开始卖物资,所有食物价格提高了一倍多。“我们卖得属于很便宜的,车站附近其他搞得到物资的人,泡面卖25,我们只卖20。”易强说。第一天,每人赚了400多块。

    易强想起坐高铁到上海的那天,他特地带上了外卖服,在短视频平台上加了两个上海的外卖员。他们说,在上海有的是挣钱的办法,但不是靠接单,而是找物资再卖出去。易强当时觉得人生地不熟,倒卖物资不稳定,还不如到方舱工作,干一天活拿一天的工资。

    现在,他确实是感到伤心的,“我本来也是一个受害者,慢慢也变成了一个为了利益去冒险的人,成了中间商。”车票到期那天,他没有一丝留恋,毫不犹豫地上车,离开。

    他新加了许多中介群,在群里分享自己的经历,告诉其他人,“都是假的,不要上当。”中介不断把他踢出群。他后来学会了,每次发完消息,马上换头像和昵称,静悄悄地藏在几百人的群聊里。

    他如今停在了杭州,接受十四天的隔离。隔离期将满时,他在群里看到中介发了一张“上海新冠检测实验员招聘启事”,1500元一天,做满30天另奖励1万元。他又心动了。离开时做下的决定被抛到脑后,“只要敢招,我就敢去。”他说,“富贵险中求。”

    易强倒卖物资时标的价格。讲述者供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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